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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日期:2010-05-07] 来源:  作者:未知 [字体: ]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素有“礼仪之帮”的美称。注重伦理道德和文明礼貌,是中华文化显著的特征。
        伦理道德是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规范。道德修养是人们对道德的认识和对社会准则与要求的行为实践。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凝聚的一种民族精神,它造就了中华文化丰富的内涵和独具特色的恒久魅力。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动年代,各派社会力量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展开热烈的争论,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代表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的几大流派中以“道”为最高道德准则的道家主张无为、无私、无欲、无争的道德观,提倡一种朴素自然的生活方式。它所倡导的美德和道德修养,对中华文化的延绵发展,对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形成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道家看来,“道”与“德”是“体”与“用”的关系。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德”就是“道”的作用、“道”的显现。“道”作用于人生,便是人的本性的体现。他又说:“上德不德,是以为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所谓“上德”,就是最高层次的道德。“上德”之人言行合于“道”,对人有德而不自以为德,所说“上德不德”,然而正由于他不自以为德,因此“有德”;低一等的“下德”之人,言行都以表现“德”为目的,以“不失德”为心法,对他人有德即自居其德,所以形式上虽是“不失德”而实际却是“无德”。老子还说: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在“德”以外,等而下之,还有“仁”、“义”、“礼”。三者都是当时提倡的道德规范,老子对它们却有自己不同流俗的看法。他认为,“上仁”有作为,然而尚能出于无意;“上义”亦有作为,却是出于有意。“上仁”之人存有“爱人”之心而有所作为,其“爱人”之心不能自已,并非为了获得什么报偿,所以是无意为之,是“无以为”;“上义”之人有所作为,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恰当,要这样做才算尽了自己的本分,所以是出于有意。至于“礼”,就更低一个层次了。“上”之人有作为却没有什么人响应,于是“攘臂而扔之”。何以如此?因为“礼”是用来表现情感的,是“群义”的文饰,君与臣、父与子、贵与贱、贤与不肖等区别,就靠“礼”界定和体现。心中有所感而不可言谕,就以“疾趋”“卑拜”这些礼节来表达,内心有所爱而不现于颜色,而用“好言”“繁辞”来陈述。所以,“礼”就是以外在的礼节行为修饰和体现内在心意。一般人为外物役使,不懂得“礼”是用来治身修心的,其行“礼”只是为了尊敬他人而已。在老子看来,“上德”属道德之最高层次,以次递减,为“下德”、“上仁”、“上义”,最低一级是“上礼”,至于仁、义、礼之下如“下仁”之类,就根本无须评说了。这之间,又存在一种每下愈况的嬗变关系: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大道”无形无名无为无欲,虽有盛“德”却不自为有“德”,等到不能无为无名的时候,就有了对“德”的自我意识;等到“德”开始衰微的时候,就注重博施广济的仁爱;等到仁爱不能博施的时候,就只能实行礼节和修饰了。难怪人们常说,丧失“道”而后才有“德”,丧失“德”而后才有“仁”,丧失“仁”而后才有“义”,丧失“义”而后才有“礼”。
        老子论述了“德”、“仁”、“义”、“礼”等道德范畴的特点,分析了它们产生形成的原因。老子所讴歌所倡导的,乃是体现大道之自然本质的“上德”。除了“无私”“无为”这一本质属性而外,“上德”还有其他一些特点。老子说:“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上德”是崇高的,同时又虚怀“若谷”,能容纳万物而其用不穷。上德是刚健的,同时又好似怠惰柔靡,“柔弱胜刚强”本是老学之精义,老子的“柔弱”不只是生命活力的象征,“柔弱”的内核或者说内在实质同时也正是“刚健”。“上德”是“道”在人身与人生上的作用和显现,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自然流露。人既为“万物之灵”,应当能够调整自己的身心,所以老子将“上德”,定位在“无为”“无私”的同时,又着重强调“若谷”、“若不足”、“若偷”等特征;从表面上看,调治身心以臻于“若谷”“若不足”“若偷”,似与“自然本性之自然流露”方枘圆凿、南辕北辙,而其实正要“若谷”“若不足”“若偷”始为近“道”,方才符合老子的“自然之道”的本质。至于“仁”“义”“礼”之类,离“道”愈来愈远,离人的自然本性愈来愈远,非但不能疗救社会的病患,反而是造成纷争混乱的因由。
        春秋时期,“孝敬”、“忠信”,构成“仁”、“义”之基本内容,成为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主流,并且更以“礼”作为民众的行为规范,如有背德违理者,则“诛之”。然而,诸侯争霸的战争愈演愈烈,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在战乱的打击和赋税的剥削下痛苦呻吟。有鉴于此,老子痛切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仁义”本来是“大道”之末,“大道”涵盖“仁义”,“大道”流行,“仁义”自然就在其中,而人们不会去注意到它,当然也不存在鼓吹仁义的必要;如今天下倡导“仁义”,正说明“大道”已经被废弃,社会风气已不再纯厚朴实,“大道”隆盛,人人因顺自然,“大道”衰失,人多生机巧之心,于是诈伪纷呈。因此,提倡“仁义”,其实是舍本逐末,只有尊“大道”、贵“上德”,移风俗而正人心,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病态。
        对于道德修养,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他认为,易风俗、正人心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切切实实的履践工夫,并且要从一己之身做起,只有人人修道养德,才能使天下重归于“道”。可见“修身”不仅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还能够治国治天下。“修身”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老子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道德修身“三宝”:所谓“慈”,就是爱,就是同情之心。这种爱和同情心不仅对人,也包括对物。爱子女本是人的自然之性。母亲对年幼的子女呵护备至,总是千方百计地为其谋求幸福、千方百计地为其消除祸患。爱屋及乌,对物亦要慈悲为怀,做任何事之前都要深思熟虑,细致入微,这样便能把握规律,举无不当。所以,得“道”的人对于万事万物,“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这就是老子的“慈”;“俭”就是节俭、节约。“俭”是《老子》书中反复强调的修身原则之一,“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就有此含义。因为修身之要在“积精”,如为“外物”所引诱,精神便难以积聚,所以“积精”即是节约精神,不轻易耗费精神;推而广之,家、乡、国、天下都崇尚“俭”,则天下之民“莫不受其泽”。因此,“俭”作为修身的一条原则,就是“固德”,就是珍重、爱惜精神;所谓“不敢为天下先”,是说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人的行为必须遵循这些规律,而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意识作为天下万物的先导。落实到修身养德的层次,就是要求人们的言行举动都应该“合和顺理,以应自然”。老子又说:“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有道之人对任何事都能像慈母为爱子考虑那样,通过周密的思考而摸索必须遵循的规律,于是在处理事务时就不致于狐疑不决,“不疑之谓勇”,所以,只有立足于“慈”,才能转化为“勇”,这就叫“慈故能勇”。有道之人“爱宝其神”、不为外物诱惑,则精神旺盛、精力充沛。而“身以积精为德”,精神聚积不散,所以“德”就广大,犹如“智士俭用其财则家富”,这就叫“俭故能广”。“俭”是有节制,不是一味吝惜;如果过分吝惜,反而将会招致大破悭囊,这就叫做“甚爱必大费”。有道之人因顺应自然,“尽随万物之规矩”而不将一己的主观意志凌驾于客观自然规律之上,所以就能通权达变,处置得宜,无事不可为,无功不可成,就能成为天下万物的主宰。这就叫“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对这三条原则高度重视,不但“持而宝之”,并且还指出:如果“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倘若弃置这三条原则而不顾,不经过周到细密的思虑,没有认识事物的规律,反而鲁莽行事;不“爱宝其神”,不立足于节俭,反而摆出德广财厚的架势,“嗜欲无限、动静不节”;那就是取死之道,其必然陷于绝境而不能自拔。
        老子道德修养实践体现在:一是“见素抱朴”:即内心要抱持、守定自己的本真,外在要表现自己的本性;所谓“本真”“本性”,就是人的自然之性即人的自然之道。这是讲内心的修养,即是“抱朴”。内心要守定自然天性,而不使放佚,即所谓“圣人贵精”,要做到形体与精神凝静为一;能够解悟“纯素之道”,能够达到形神合一的境地,就是“真人”、具有醇厚的道德修养的人。内心已臻“抱朴”,外在自然“见素”。如果襟怀坦荡,对他人对外物自然坦诚相见,不会杂有丝毫虚伪、半点机心。二是“少私寡欲”:一个人,只要有生命存在,就会有种种欲望,这是“人”的自然天性,是自然之“道”在“人”身上的显现,所以,有欲望存在,是符合“道”的,所谓“食、色、性也”。老子不是苦行主义者,与鼓吹禁欲者毫无共通之处。老子的社会理想是使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可见对于人之有欲望,老子是持肯定态度的。人如能将一己之私念局限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限定在使自己得以自然生存而且又不损害他人利益的范围之内,非自然生存所必不可少者,虽一毫而莫取,这就算得上是“少私”了。“少私”即私心合理而且有限;自然就会“寡欲”了。“少私寡欲”的要义,就是正确对待自己的欲望,以宁静恬淡自守自律,既不要以身徇物,更不能因满足私欲而有损社会、有损他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如能做到“少私寡欲”,自然无咎无祸。修养道德的人应该保持其纯真,节制其欲望,以宁静恬淡,朴素自然,来掌控自己的人生。保持纯真,就是保持人的自然本性,不令其受污染,回到婴儿期的那种天真淳朴、无私无邪的状态。作为一个人,总是有欲念的,有道德修养的人当欲念产生之时,就会警惕,如果是自私自利的、非分的欲念,就用“道”的真朴战胜它;用“道”的真朴来律己,就不会有贪欲之念了,这就是“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三是“不争”。老子以水喻“道”,他认为,最高的“绝对”的善就像水一样,利泽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而且水总是处于卑下潮湿之所,这样的地方是众人所不喜欢的,所以水与“道”最相近;老子列举出水具有的“七善”,修养道德的人如能兼其“七善”,也就具备了“上善”,就成为最有道德的“上德”之人。老子说的“不争”其实是以“不争”为“争”,老子所争为何物?老子所争者是“道”。他认为,“道”存在于天下,有如江海为百川所流注一样。综观老子之道德思想,以及关于修道养德种种,皆以他的“道”为出发点,又以“道”为归要,所以说老子所深争者“道”也。
        到了汉代,大儒董仲舒把“治人情”的“礼”,具体化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而把“忠”和“孝”作为社会伦理的基本规范确定下来。在个人伦理方面,董种舒从人与物的区别出发,把“仁义”说成是人的本性,认为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这样,作为社会伦理的“三纲”,作为个人伦理的“五常”,便结合在一起,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已见雏形。然而随着东汉时期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儒家伦理道德的虚伪性更加明显暴露出来。一些接触实际的思想家,在批判谶纬迷信的过程中,开始怀疑封建伦理纲常的神圣性,唯物主义者王充,是这些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他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使他看到了当时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进而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虚伪性进行了揭露。在他看来,封建统治者的荣华富贵与他们的道德操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提出“礼生与有而废与无”,戳穿了统治者宣扬的所谓“有德有富”、“以德配天”等谎言。与此同时,直接反映劳动者利益和愿望的道家经典《太平经》,也对董仲舒等人倡导的宗教神学和神圣化了封建伦理纲常,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阐述了与封建道德相对立的道德观念。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当时,一批推崇道家黄老之学的名士,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合起来,称之为“三玄”,以此为基础创立了玄学。玄学思潮的出现,是对儒家伦理纲常的一次否决,他们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儒家伦理道德,向儒学的独尊地位提出了挑战。玄学以无名无形的“道”来否定有意志的“天”,以清谈的方式开展思想论战,给沉寂的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而其后以葛洪为代表的神仙道教,把儒教的封建伦理观念摄入教义,忠孝成了神仙世界的仙道之本。“学仙非难,忠孝为先”,成了后世道教中道士的信条。仙道和人道逐步结合,学仙者先须从为人做起,一些死去的忠臣孝子也逐步被名列仙班。葛洪说:“按《玉钤经》中篇云,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样,立功德和忠孝成了长生的必要条件,神仙世界被纳入了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道教明确规定长生成仙不能单靠方术,这就拉长了秦汉方仙道的方士和魏晋神仙道教的距离。魏晋社会由于佛教流行,也给道教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使道教由注重个人修炼向重视劝善度人转化。葛洪认为天上的司命神,人间的灶神和人身中的三尸虫,皆是精气所化。精气既化为神,这些神灵也有了生命和智慧,自然就有善恶的观念,可以承担起赏善罚恶的责任。葛洪说:“山川草木,井灶挎池,犹皆有精气,人身之中,亦有魂魄;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于理当有精神,有精神则宜赏善而罚恶,但其体大而纲疏,不必机发而响应耳。”葛洪这段话是哲学上用精气说对万物有灵论的新解释,从而为他的道教神学提供了理论根据。这些神灵,便起着监督道士履行道戒的作用,并按世人行为的善恶进行赏罚,并把那些功行圆满的人度化为神仙。葛洪认为,凡欲长生成仙,必须积善立功,慈心于物,忠孝为本。若乃憎恶好杀,口是心非,行种种恶事,就造下罪孽,由司命按犯罪轻重夺算夺纪,甚至殃及子孙,再想转祸为福,必须加倍地做善事禳解。神灵对道士积善成仙要求很严,行善的动机要纯洁,并须坚持不懈,甚至道士的思想也要接受监督,不准产生恶念,对“有恶心而无恶迹者”也要夺算。当时葛洪的主要目的,是把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入道教神仙世界,使神仙不仅拥有超出凡人的法术,而且在品德上也是奉行世俗世界伦理纲常的楷模。伦理纲常是判定修道者善恶功过的标准。葛洪说:“非积善阴德,不足以感神明”,“非功劳不足以论大试”。积善立功,忠孝为本,成为修道者步入神仙世界必登的阶梯。
        晚唐北宋以来,儒学复兴,吸收融摄二教而形成新儒学,在统治者大力倡导下,其地位不断提高,迫使佛道向其靠拢,形成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宋元道教吸收融汇了儒家思想,孕育产生了净明道。净明道教义以融摄儒道为特色,自称其教名为“净明忠孝道”。“盖其说以本心净明为主,而制行必以忠孝为贵而已。”刘玉立教“以忠孝为本,敬天崇道,济生度死为事”。所谓净明,是指先天无极大道及自我清静本心。净明道认为大道清虚无为,人心本来清净光明,与道相通。但因世人生来多渐染熏习,纵忿恣欲,背却本性,使心地不净不明,以致曲昧道理,便不得为人之道。对治世人心病,恢复本性净明的办法,唯有惩忿窒欲,正心诚意。收摄心念,使之不为物欲所动。所谓惩忿者,不仅要息灭心中嗔怒仇恨,而且要惩治嫉妒偏狭、猜疑察察之心,对细小的忿嫉也不放过。所谓窒欲者,不仅要断绝淫邪色欲,而且对涉及溺爱眷念、滞著事物之间的一切欲望,皆须窒塞。唯有惩治一切物欲贪念,使内心纤尘不染,改过迁善,明理复性,方可德配天地,无愧人道。净明道提倡忠孝,以“忠孝廉慎宽裕容忍”八字作为许真君降授的“垂世八宝”。尤其对忠孝神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宣称“忠孝大道之本也”;“孝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万物为之生;孝至于民,人道为之成。”又说忠孝为人性中固有的良知,“人人具此天理,非分外事也”。净明道强调提倡忠孝,扶植纲常不只是一句空话,而且必须“真践实履”。这种态度使当时许多儒家大臣也不得不佩服称叹,认为有益于世道人心。
        纵观历史,植根于民族传统道德土壤之中的中国伦理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文明合乎规律发展的结果。同样,道教伦理道德思想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凝聚。尽管含有某些时代的局限性,但毕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道德认识和实践的记录,即使在那些为时代局限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之中,也包含若干有价值的成分,可作为借鉴。我们应该把道教传统道德中爱国爱教、勤劳节俭,扶危救困、尊老爱幼、诚实守信,谦让礼貌等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道教认为“欲修仙道、先修人道”,要想修仙道,想长生久视,就应该先把人道修好,力争做道德高尚之人。如果人道都修不好,要想修成仙道则不可能。要修仙道,先要行孝,即古人提倡“百善以孝为先”;除了行孝之外,还要积功累德,多行善事。否则成不了仙。道教提倡的“慈孝”其内容一是养,二是敬。即对长辈的赡养、尊重、慰藉和关爱。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徒养口体,而无敬爱之心,犹之不孝也。”这就是说,子女对于父母只有物质上的给予而缺乏敬重和爱戴,不能说是尽了孝道。慈作为父母对子女的道德规范,是父义母慈,有时慈也是父母共同的道德规范。在中国传统道德中,父母对子女的道德义务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要保养、抚育子女长大成人;其二是教育子女懂得处世为人的道理,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子女没有教育好,是父母的过错。父慈子孝,可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把亲子之爱推而广之,使其有益于天下之爱,这是一种合理的思想。
        道教提倡勤俭,它是中国传统道德中普及面最广、传播时间最为久远的美德之一。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以勤劳节俭闻名于世,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老子有许多关于勤俭的论述,民间也有一些劝人勤俭的谚语和格言。这些思想和观点,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很大,虽有时代的局限,但其中蕴含的道德内容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仍有积极意义。因为,无论是修身、治家,还是管理国家,都要坚持勤俭节约的原则。相反,如果好吃懒做,挥霍浪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则会产生坏的德性,做出不道德的事情来。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普遍认为,辛勤劳作是养成节俭美德的根源。
        道教提倡的“不争”与“礼让”,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基本要求,它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表现为恭敬与谦让,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与和谐的一种有效方式。礼让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其主旨在于: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交往活动,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畅通。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其中就含有礼让这一道德规范所倡导的文明礼貌的内容。
        道教认为,大道本自然,朴素乃自然之本性,是万物始生时的本来面貌,如原木未经雕琢,原丝未经染色。道之于人,即是保持淳朴真性,少私寡欲,自然无华。而现代社会,不少人浮躁势利,追求浮华虚荣,甚至为蝇头小利而不择手段,巧用心机,使人际关系紧张扭曲,道德水平下降。因此,老子倡导的“见素抱朴”道德思想,对于当前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如果我们能保持纯朴自然的心态,表里如一,就不会为了私利而明争暗斗、玩弄诡计。如果能够“见素抱朴”回归到原来的纯真本性,就会受人尊敬,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融洽。如果做到这些,那么对于推动全社会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无疑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当代中国,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强调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大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都要讲究道德修养,共同维护公共社会秩序,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道教所言以德治身、治家、治国、治天下,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我们必须从自己做起,严于律己,加强道德修养,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对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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